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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日前刊发李涛教授文章《底层教育梦：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给人很大触动。作者发现，某县初中毕业生的流向与家庭所处阶层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上层子女就读市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的比例高达66.7%和20.8%，而底层子女则没有人能入读市重点高中，仅有4%的学生入读县重点高中。底层子女入读本县职业高中的比例则高达66%。职业中学成了绝大多数社会底层子女初中后的主要出路，而普通高中则是中层以上子女的主要出路。

作为一名职业教育研究者，笔者虽然深知职业学校的学生多数来自社会底层家庭，但看到这组数据尤其是文章描述的鲜活人物个案，还是被刺痛了，深感职业教育责任之重大，职业教育工作者应该有更强的责任担当意识，要有教育信仰，相信职业教育可以改变社会底层的命运。

当前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与教育不无干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教育的层级性导致了社会的层级固化。社会中上层的子女因良好的基础教育和家庭条件而普遍进入普通高中，升入普通大学从而获得中上层社会工作的机会较大；社会底层的子女因糟糕的基础教育及家庭条件，加之教育制度的问题（如招生考试制度、强制分流制度），多数被分流至职业院校，且受用工制度影响，多数只能获得底层的工作机会。在这种格局下，广大社会底层的孩子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困难。受此影响，“读书无用论”开始盛行于社会底层。

当前，职业教育问题重重：过于强调工具价值与经济价值，忽视人文价值与社会价值；教育目的与教育手段错位，把手段当目的；校企合作机制、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缓慢；教育教学改革缺少坚定方向，不断“试错”；学校总是在外力推动下被动办学，缺乏内在动力和创造力；教师缺乏教育激情，不少教师处于生存型工作状态；师生关系变得陌生、疏远、功利。这样的教育是没有生命力的教育，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教育信仰。因为没有信仰，对职业教育缺乏信心；因为没有信仰，缺乏教育激情；因为没有信仰，缺少坚定意志；因为没有信仰，改革失去方向；因为没有信仰，陷入平庸化、工具化误区。

教育信仰是教育的灵魂，是推动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伟大的教育实践都是有信仰的教育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批伟大的教育家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等，抱定教育救国的信仰投身教育实践，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之先河，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难得的辉煌。如马相伯将继承自兄长的3000亩田产捐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创办了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他相信“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张伯苓抱定新式教育救国之志，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在办学中，他始终坚持独立性，注重办学质量，无论经费如何困难，也不肯以多招学生、多设大班来解决。黄炎培认为：“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弟子送进去。”为此，他让自己的儿子就读中华职业学校，以示对职业教育价值的坚信。梅贻琦坚守清华47年，担任校长31年，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守护着清华，被清华人尊称为“心中永远的校长”。晏阳初被尊称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国内大学教职，抱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决心，带着家人去艰苦的乡村办平民教育。为了“化农民”，他首先自己“农民化”，相信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陶行知相信“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为此，他积极投身平民教育，践行生活教育理念。

由此可见，不论是基于社会现实，还是追溯教育历史，职业教育要发展，都必须有信仰。当前，我们应该树立“改变社会底层命运”的职业教育信仰，相信职业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获得体面的工作，获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技术文化资本，以技术文化资本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职业教育的社会使命，是职业教育责任使然，也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否则，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社会底层，也会与社会中上层一样嫌弃甚至抛弃职业教育。

（作者查吉德，系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5年10月26日，9版